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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从北京市公交分局调取到部分录像

时间:2018-08-05  浏览次数:189  编辑:admin

  “大家怎不问这相片是怎样流出来的?严格来说,是公民隐私,事情如果发生在香港会是大风波,有人要丢官。”

  “You are being watched!”这是热门美剧《疑犯追踪》片头的第一句话。在这部美剧里,两位“美国英雄”通过掌握政府对全民的实时监控录像阻止潜在“犯罪”的发生。

  在中国,也有人私下使用公共场所的监控录像。不过,他们用这些录像来痛斥学生、调侃情侣、曝光亲昵的行为。

  十年前,上海两名高三学生,成为摄像头下的受害者。他们提起的诉讼,被视为中国首例公共场所摄像监视侵犯隐私引发的官司。

  2003年,魏罡是上海复兴中学高三的学生。高考前平常的一天,校园广播里突然传出了一个急促而严肃的男低音:“所有的同学请注意,立即回到各自的教室,等待收看录像!”

  录像被精心剪辑过:在教室走廊里“违规踢球”的同学,经过滑稽的配乐和煽情的旁白,惹人捧腹;在听力课上睡觉的“胖子”,把耳机夹在自己富含脂肪的肚皮上,屏幕上打出了一个疑问句:“胎教?”

  魏罡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毫无同情心”地笑得“死去活来”。就在这时,电视中出现了让魏罡脑袋“一蒙”的画面,他和女友小云的脸上被歪歪斜斜打上马赛克,两片小马赛克慢慢凑到一起,变成了一大片马赛克。在学校这个熟人社会里,马赛克毫无作用。立刻有同学大喊:“魏罡是你!”全班爆发出更疯狂的“笑浪”。这回,魏罡一点都笑不出来了。

  “录像事件”后,魏罡和女友成了校园里的“红人”,他们压力极大,甚至曾约到学校天台上,想要“自杀”。

  2004年,已经升入大学的魏罡和女友小云以“学校擅自录像、公开播放的行为侵犯自己的隐私权、人格权、名誉权”等理由将母校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和一个正式道歉。

  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理由认为:其一,用于监督学生是否遵守纪律的摄像头安装于教室这个公共场所,且原告方在入学时就已被告知摄像头的存在,我国现有法律也没有禁止学校出于管理的目的使用监控设备;其二,被捕获的当事人的接吻行为发生在教室这个公共场所,且当时有20多名同学在场,因而这一行为不具备私密性。因此学校安装摄像头进行拍摄和播放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

  不得不接受现实的魏罡出版了名为《我们从不是花朵》的书,为这段“青春叛逆和向教育体制宣战”的经历画上句号。

  “公共视频泄露”的事件没有终结,而是以更富争议的方式不断涌现,且多以“娱乐狂欢”开场。

  《地铁监控实拍:这个女人太要了!》,2008年1月13日,视频网站“youtube”上出现了一段2分48秒的视频,尽管画面有些模糊,但仍能清楚看到,拍摄地点位于一个地铁站的闸机进站口区域,一对依依惜别的青年男女反复回到原地拥抱热吻,在两人亲热过程中,镜头不仅全程“记录”,还进行了中景、远景甚至面部特写的切换。

  两分钟的视频中,多个男女用上海话“旁白”点评:“我们来换一个镜头看吧。”“明天再来好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上传者在视频说明中称,该视频来源于地铁站监控录像的画面,拍摄者则是地铁公司的员工。

  这段视频迅速在网络走红,不久,视频中男主角接受采访,称与女友走访了经常进出的几个地铁站后,认出拍摄地点是在上海3号线友谊路站。

  事件发生后,男主角迫于压力已辞职,女主角也受到很大打击。两人称要继续搜集证据,起诉上海地铁站。一位追踪过本条新闻的上海媒体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双方私下应该有赔偿协议,但没有对外公开。

  上海地铁公布的结果是:这段视频是由三个“临时工”泄露的,三人均已离开岗位。沸沸扬扬的“地铁视频泄露事件”不了了之,人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漏洞,使得地铁工作人员可以传播这段视频;人们也不知道,在此之后,上海地铁做过什么补救工作。

  2011年8月,一张照片在微博上疯传,一驾车男子,左手驾车,右手伸向副驾女子胸部。

  与普通照片不同的是,该照片顶端显示有拍摄日期、时间、车速、详细地点以及拍摄的设备编号等8项具体信息。这像是道路电子眼拍摄的画面。

  网友的“围观”和媒体的追踪给绵阳公安交警部门造成“压力”,绵阳公安交警在微博上回应表示将彻查和严办视频泄露者。

  警方的调查结果是,流失照片的并非警方人员,而是绵阳华瑞电脑公司维修人员。该公司是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电脑维护商。其员工在维修交警并与同事分享,被同事发布到互联网上。

  网友的质疑还在继续:“明知电脑里有不能见光的东西,还随便给人修了,执法者的过失行为比普通公民多,被追究的却比普通公民少。”

  早在大家还在围观“摸胸”图时,香港导演陈嘉上就发微博表示奇怪:“大家怎不问这相片是怎样流出来的?严格来说,是公民隐私,事情如果发生在香港会是大风波,有人要丢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老师胡建淼和岑剑梅在《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一文中认为,上海学生告母校侵权案件反映了学校的公共秩序利益和个人的隐私利益之间的冲突和让位问题。

  他们同时认为法院的判决可以更“细”:教室类似于公司的多人办公室、病房,它不如住宅那样具有高度隐秘性,也不同于数千人场合的大庭广众之下、陌路人云集的完全性公开场所,因此,更确切地说,它属于“半公开场所”,法院应赋予半公开场所中的人们以“中等隐私期待”的权利。

  而关于上海地铁视频泄露问题,华东政法大学高富平教授认为:虽然这对情侣在公共场合做过分亲热的行为有些违背公序良俗,但是地铁公司的个别员工将他们的行为用手机录制下来,并且传播到网上,由此将可能会造成社会对他们的评价降低,这样的行为侵犯了男女青年的个人隐私。当事人完全可以对上传视频的地铁员工提起诉讼。

  他还认为,地铁公司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地铁公司和乘客之间存在着服务合同,地铁公司违反了替乘客保密的义务。”

  然而类似事件中我们尚未看到作为“权力”方的公共视频监管部门对侵犯个人隐私进行公开赔偿。不仅如此,连一个真诚的道歉都没有。

  在绵阳“摸奶门”事件后,当地交警甚至公开打出“摸奶不驾车,驾车不摸奶”的“温馨提示”,将“娱乐”进行到底。

  很多年以前,我还在报馆工作的时候,接到一个读者的电话。几分钟前,他在北京街头拍摄城管执法,被城管没收了数码相机。他语速飞快,语气慌张气愤疑惑,我能理解,初遇到这种事情的普通良民,胸口气压会急增,甚至开始怀疑世界。

  这种电话,我们接得不是很多,但也不少。我跟他解释,按照经验,记者赶到现场时,城管往往就已经撤了,就算找到城管队,他们也不承认—事实上,也找不到任何人证明发生了这种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去找城管软磨硬套承认错误,如果想要回相机的话。

  我常告诫朋友和家人千万别一时义愤偷偷拍摄城管执法,这种事情的危险程度,或许低于拍摄毒贩交易,但也有生命危险。北京奥运会那年,湖北天门就发生了城管打死拍摄者的恶性事件。所以,几个月前,当延安城管爆头视频疯传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城管怎么这么狠,而是拍摄者真的很幸运。

  现在道路、公共场所悬挂了密集的摄像头,以安全的名义,老大哥在看着你,但老大哥却不许你看着他。

  过去10多年来,摄像头开始闯入我们的世界。以电子产品调查为主的调查公司IMS预计,从2010年至2014年,中国监控摄像头的数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而其他国家这一速度不超过10%。

  除了政府在安装,企业、机构也在安装,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每个人手里都有了摄像头。“有图有真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眼睛,新的江湖规矩是,有视频有真相。

  被直播的世界,开始拥有秩序。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电子眼的十字路口,汽车版的中国式过马路,将会是怎么一幅恐怖场景。

  我们拥有数千万的摄像头,关于监控摄像头的使用安装规范,却没有一部法律,只是各地自己制定的“办法”。面对监控摄像头的违规,这个“办法”常常没有办法—在很多城市,政府将道路电子眼工程外包给民营公司,同时将交警的执法权也外包出去;上海地铁、四川高速交警,都发生过监控录像不当流出的事情,却无官方机构和人员承担责任;在深圳地铁电梯事故后,在北京地铁发生坠落轨道事件后,那些可以辨明真相的录像神奇地消失了。

  法律滞后背后,固有公权力粗陋的管理习惯和傲慢,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缺乏保护隐私的传统。

  当手里有了可能触犯他人隐私的录像,制衡的力量远远低于发布的力量。在上海,网友发布了地铁色魔性侵女生的视频,却同时发布出女生的影像。曝光坏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一个无辜者,哪怕是软弱的无辜者,她也有权软弱,有权让自己不被曝光。

  摄像头是信息世界的核武器,核武器泛滥,或许能带来核制衡,或许引发核大战。技术进步确实能让世界加速度,但若无规则,每个人的权利都会被加速度地伤害。

  女大学生宿舍楼的过道内,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安全与隐私该如何取舍?华中师范大学把选择权给了学生们。

  张然在问卷上坚定地写下“我反对”三个字时,她没想到,有55%的学生和她一个立场。最终,这个数字成功阻止了摄像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宿舍的楼道。

  宿舍失窃后,黄斌在上课,没有注意到室友王浩发来的短信。很快,王浩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放在宿舍内的电脑和手机都不见了。黄斌原本放在宿舍桌子上的电脑也没了影子。黄斌意识到宿舍可能失窃了,挂完电话,逃课飞奔了回去。

  晚上7点左右,王浩去到楼层所在浴室洗澡,距离宿舍不到20米。他想着时间也不长,就只把门撞上锁住,没有像往常出门上课一样再加一个挂锁。大约15分钟后,王浩洗完澡回到宿舍,发现门被撬开了,桌上的电脑、苹果手机都不见了,回头看黄斌桌上也没有电脑。黄斌赶回在一楼的宿舍时,保卫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已经在做问询记录,华中师范大学旁马房山派出所也来了两位民警。

  宿舍楼里没有安装摄像头,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和民警似乎也无从下手,做完问询笔录后就走了。黄斌和王浩叉腰对望,自认倒霉。

  王浩的联想电脑和苹果手机是上大学前父母买的,花了近万元。父母有些责怪他的粗心大意,一直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抓到小偷。三天后,王浩的父亲打电话给马房山派出所,民警告知没有线索,小偷还没抓住。再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去年3月初发生在黄斌宿舍的失窃案并不是孤例,一段时间来,宿舍内盗窃案比较多,几乎每个宿舍都自己另配了一个挂锁,做双重保险。

  最严重的时候,学校保卫处曾一天接到过同一女生宿舍楼3起报失窃事件。学生治保会是协助保卫处工作的学生社团,该社团在去年曾做一个样本数为600的抽样调查,最终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69%的宿舍从未遭遇过财务失窃,有21%的宿舍偶尔发生,10%的宿舍甚至是经常发生。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中心网站上也经常出现宿舍失窃的报道,据参与此类报道的学生记者郭哲初略统计,“平均一个月一次报道”。还有既没有报案,也没有出现在报道中的情况,这些失主通常会在人人网上发布状态。

  丢失东西的学生到保卫处报案,做完备案后,事情通常不了了之。宿舍楼没有安装摄像头,几乎没人知道小偷长什么样,从哪个方向来,往哪个方向走,保卫处也无可奈何。

  据保卫处2012年的工作年鉴记录,全年共“追回赃物手机9部、挎包20余个”。郭哲称实际的被盗数量远远超过此数量。

  黄斌宿舍被盗时,学校已经决定要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只不过安装工作迟迟没有开始,除了招投标以外,保卫处还有一个重要步骤没有完成。

  教育部拨的400万安防系统专项资金是到位了,但摄像头到底能不能进楼道,那时谁心里也没谱,学校要把决定权交给学生。

  去年3月初,宁佩接到保卫处的开会通知,让她所在的学生治保会在学生中进行一次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摄像头安装的意见。

  领完任务回去,宁佩和治保会的其他同学就开始商议问卷设计的事宜。她们找到学校社工学院学过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学,让其帮忙设计一份问卷。问卷来回修改了三次,于一周后出炉。

  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你心中的宿舍安全、你与宿舍互动、对楼道安装摄像头的看法等4部分内容。

  问卷设计好后,紧接下来要确定问卷发放的范围。华中师范大学本校主要有4大宿舍区,分别为东区、西区、元宝山、南湖,而东区人数最多,元宝山次之,西区、南湖人数较少。问卷拟发放的数量根据宿舍区的人数划分了抽样比。

  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多男生少,考虑到摄像头进宿舍楼道对于女生的影响可能更大,调研组把调查对象重点放在了女生上。而东区是女生最为集中的宿舍区,自然成为了调研的重中之重。经过分析计算后,调研组最终决定采用1:6的比例对每栋宿舍楼进行抽样调查,且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调查主体。

  治保会调查组共分了5个小组,考虑到东区人多,调研任务重,特安排了两个小组。调查组印了600份问卷,于3月中旬正式进寝室发放。

  3天后,问卷回收工作结束,共计回收570份问卷,有效问卷532份。宁佩和治保会的同学建了个网络讨论组,专门分析讨论回收的问卷。问卷结果出来后,宁佩还是吃了一惊,不赞成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的比例为55%。她以为,偷盗如此严重,同学们会让隐私为安全让道。

  调研报告很快就交到了保卫处,最终,55%的反对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保卫处放弃了在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的想法,只在楼梯间安装。

  张然在宿舍中是个少数派,除了她反对,其他室友都同意在楼道安装摄像头。填问卷时,她就略显激动地和室友辩论了几句。

  张的宿舍去年曾发生过盗窃案,有次大意忘了关窗户,有个室友的电脑和手机就被盗了。位于二楼的宿舍,小偷若要翻窗进入似乎并不费太大的力气;至于撬锁而入的话,爬楼梯也不需要走太远。

  一个室友家境不太好,在被盗后,她非常支持安装摄像头。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她认为张然反对的原因就是张没丢过东西,不能体会她的心情。张然则认为,注意锁好门窗,是可以避免被盗的,而她万万不能忍受“被监视”的感觉。

  武汉的夏天天气炎热,女生们在寝室通常只穿吊带热裤,晚上甚至有人在楼道打地铺睡。张然性格大大咧咧,经常穿着随意地在楼道走,串寝室。她无法忍受有只“眼睛”随时在楼道里盯着自己,也无法知晓“眼睛”背后是谁的眼睛。

  “监控室有专人24小时监控,而且都是女的。”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的话并不能打消张然的顾虑。张然一点也不动摇,在问卷上坚定地写下:我反对。

  张然做的可不止是在问卷上写下“我反对”。她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曾在课堂上一时兴起,建议老师组织了一场关于宿舍楼道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的讨论。

  在讨论会上,支持“安全”和支持“隐私”的人几乎各占一半。女生们争论得尤为激烈,被盗过的人,认为如果楼道里安装有摄像头,自己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失窃;没被偷过的人,则强调无法忍受隐私被她人看到。

  虽然丢了电脑,但黄斌也反对安装摄像头。他的理由很“技术”—宿舍窗外没有晾衣服的地方,大家都把衣服晾楼道里,“衣服全遮挡住了,摄像头根本拍不到门”。

  黄斌认为有时失窃是内贼干的,“同学间串宿舍很正常,这怎么判断?”当然,他也不喜欢楼道里时时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并不是每个大学都会在安装摄像头的问题上,让学生作主。在北京,曾有人民大学的女生向媒体投诉宿舍楼道内安装了摄像头,可仍然无法避免电子眼的进入。

  2006年秋,华中师范大学的几位女生向当地媒体爆料,学校将摄像头安装进了女生宿舍楼。当年暑假时,学校在元宝山宿舍区的男、女宿舍楼道分别安装了几台摄像头,作为试点,但安装前并未告知学生,也未征求学生的意见。

  “当时也没那个意识,觉得是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一开学,迎接学生的就是高悬于楼道上方的摄像头,一些女生无法接受,打电话给当地一家媒体爆料。

  武汉天气热,女生一般在楼道内穿得少,“好怕走光了”。宁佩所在治保会去年3月的那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的人在楼道里“随便穿着,不顾及”。向当地媒体爆料的女生觉得自己“像被监视着”。

  保卫处没有想到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会引来媒体的关注,邓建国也没再解释那之后作为试点的摄像头到底是否仍正常使用。不过在以后学校新闻中心的报道里,保卫处在接受有关摄像头的采访时,再未提到元宝山女生宿舍楼道有安装摄像头,只是称“在东12栋、元一、元五三栋男生寝室都已安装了摄像头,主要是由于学校考虑男生寝室更容易发生意外”。

  有次,东12栋生命与科学学院的一位男生丢了电脑后,去调监控,却被告知“监控没有开”。

  今年4月底,华中师范大学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的工作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

  摄像头安装之后,学生记者郭哲又报道了三起宿舍被盗案,都发生在西区和东区的女生宿舍。楼梯间的摄像头将嫌疑人样貌拍了下来,但小偷最终还是没有抓住。

  “楼梯间的摄像头只能起到马后炮的作用。”邓建国有点无奈。

  事实是,摄像头安装后,宿舍被盗案已经下降很多。郭哲也很少在人人网看到同学发布自己被盗的信息。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以进入到北京一所高校女生宿舍楼里的监控室。从未见过如此多监控屏幕排列一块儿的我,当时的内心还是有些发怵。

  监控室在一楼,紧挨前台,两扇大窗户正对着大厅。进监控室的门经常半开着,穿过前台的门便可进入。宿管不在前台时,过了门禁的人常可轻易地进入监控室所在楼道。一些学生常常就这样去找宿舍管理员取快递。修理师傅在前台和监控室所在楼道来去也可以自如。只要你想看到监控画面,并非难事。

  监控室窗下铺一张床,床旁边放着一米多高、两米多宽的白色铁柜,上面呈四十五度放着监控屏幕。该女生宿舍共有16楼,每层3台摄像头,电梯间通往宿舍楼道的拐角处有一台,楼道两头分别有一台。站在监控屏幕前,每层电梯处、楼道里的情况一目了然。除去楼梯间、洗浴室、卫生间和寝室里,在摄像头下几乎没有死角,而且图像质量比较清晰。

  站在镜子前整装的一举一动,从宿舍出来只穿件大号T恤端盆进洗漱间的过程,摄像头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监控屏幕没有48个那么多,但宿管可每层自由切换。当时恰好有一个寝室的女生私自拉插线板,宿管从监控里看到了,立马上楼制止了。

  那些管理员说,几年前就有了摄像头,以前宿舍偷盗情况严重,安装后也没人再说过宿舍里东西被偷。而安装摄像头的决定是保卫处直接下的。

  北京高校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远不止我偶然去的那儿,据媒体公开报道,几年前,人大培训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先后在女生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一些学生担心走光,隐私被侵犯,无奈向媒体求助。而媒体的报道里,校方的理由是安全。最终,安全都战胜了隐私,而女生们没有选择权。

  记录儿子死亡过程的地铁监控录像,因“技术故障”消失了。真相也一同消失了,这让孟朝红越发怀疑,这不是一场意外。

  7月下旬,孟朝红穿梭在欧洲各国。她拿着儿子马跃的尸检报告和相关证据,走访欧洲的鉴定机构,希望分析出一些新的蛛丝马迹。三年前,21岁的马跃在北京地铁二号线鼓楼大街站候车时,掉下站台死亡,尸体至今仍未火化。

  孟朝红永远不会忘记,2010年8月24日0点20分,一个陌生人用儿子的手机打来电话,告诉她:昨晚,她的儿子马跃在鼓楼大街地铁站触电身亡,尸体已被送至司法鉴定中心。

  时任中国化工报记者的她,正在内蒙古出差。拨打110确认后才肯相信,打电话来的不是骗子,而是北京警方。

  第二天上午,孟朝红赶回北京,看到了冷柜中满身伤痕的儿子。马跃的身体有几处大面积电击伤,部分皮肤已经焦糊,下颌处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而平日打球都要戴着的眼镜,不见了。

  这个身高1米84、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身体很壮实。他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学生,马上就要读大三,暑期回家在北京的一家调查公司做兼职。因为快开学了,他本想提前几天回成都选课。

  北京市交通分局公交安保分局警察刘洋,向孟朝红描述了初步调查情况。事发当晚22点55分,他们来到现场,马跃大致斜躺在站台中间位置对应的铁轨上,左肩搭在第三轨,脚搭在运行轨道。她询问马跃眼镜的去向,警方回答现场没有发现。

  警方找到两位站台上的目击证人回忆,马跃站在候车黄线后,“不知何原因”突然倒下,上半身耷拉到站台边缘,由于惯性翻下站台。警方初步分析致死原因,是电击。

  孟庆红疑惑的是,马跃为什么会掉下站台呢?“有乘客证明,该男子为自己跳下站台。”这是事发当晚,北京市交通安全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值守应急情况书面记录中的一句话。

  “就差直接写,马跃是自杀的了。”她认为儿子不存在自杀倾向:事发当天下午,母子俩通了电话互报平安;马跃进入地铁站后,还和女友短信聊天;而这个小伙子平日里一直乐观开朗。

  孟朝红希望了解目击证人的具体情况,警方告诉她,为了保护证人的个人隐私,不能提供。

  在内蒙古接到电话时,孟朝红问警察有没有监控录像,得到的回答是,有。但再次询问时,录像没了。

  “我当时在现场,是公安局打电话给地铁公司后,告诉我说有,我就告诉她(孟朝红)有。”连海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是24日凌晨通知孟朝红儿子死讯的警察,“至于谁(说的有),我也没法告诉你。”

  但25日,警方告知,他们未能调取出录像,因为地铁运营公司反映,当时的监控录像没有了。

  “一会说有,一会说没有。”孟朝红急了。她了解到,鼓楼大街站站台大厅、出入口等位置共有近60台摄像机,30多台为闭路电视系统,具有录像功能。

  26日,孟朝红和家人前往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询问。三分公司负责2号线等四条地铁线路的运营和管理。接待他们的,是负责安全的公司副经理李平。李平解释说,三分公司只是使用方,能看到的都是即时画面,是不保存的。而负责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当时正在站台,没有看到具体情况。录像资料是地铁通信信号公司负责的,询问过,对方告知没有了。他还保证:“我们是国企,有党组织的,绝不会有半点的隐瞒,您放心。”

  谈话的全过程,孟朝红都拍下来。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与警方和地铁公司交流过程,她都尽可能留下录像和录音资料。

  随后,与地铁公司通信信号公司高欣经理联系时,她得知录像设备发生了故障。这位母亲随即要求解释:故障发生的原因,监控系统的构成情况,发生故障后的补救措施。

  8月30日,通号公司发函进行回复:发生乘客掉下站台触电情况后,经维护人员检查,由于温度过高,鼓楼大街站电视监控系统中,8月11日至24日录像编码器上首、上尾、下首和下尾四个摄像机通道故障,图像信息没有记录。同时,部分存储磁盘阵列死机,余下的磁盘阵列空间不够,导致站台部分摄像机的图像信息没有存储。由于图像未录上,没有任何办法恢复,系统没有录像故障的报警功能。

  结尾处提出,录像只是能够证明事故原因的证据之一,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公安机关可以通过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

  此外,通号公司并未提供设备的检验、维修记录。孟朝红认为,这份文件并未就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完整答复。

  12月24日,“8·23””事故调查组得出最终结论:因机房温度、环境等原因造成主存储磁盘故障无法存储,8月23日22:39到22:49时段,包括内尾摄像机在内的部分录像资料,作为次保护文件,被系统删除。

  焦点定格在那记录马跃生命最后时刻的视频上。她质疑:“为什么在这最关键的十分钟,磁盘空间满了呢?为什么偏偏删掉了这一段呢?”

  据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而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根据现场证据,排除他杀,不属于刑事案件。但孟朝红认为,该结论并未解释马跃掉入轨道的实际原因,存在缺陷。

  在警方提供的现场勘察照片中,马跃右手紧握手机,左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如果是跳下去,马跃会选择一个这样舒适的姿势么?”她质疑道。而警方证人的证言中提及,马跃是“双手不动、像军训一样”,“直挺挺倒下”。

  “我怀疑,马跃早在站台上就已经触电。”她说。为求证这一推测,孟朝红主动要求进行尸体解剖鉴定,确定电击的出入口、损伤程度和顺序。

  随后鉴定中心回复,因750V高压电形成的灼伤崩裂面积大,无法判断电击方向和伤的顺序。

  此前,孟朝红曾要求北京市安监局查清事故原因。几个月后,负责调查的西城安监局认定,地铁站接触轨的防护措施符合国家标准,监控设备无人为删除,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孟朝红提出查看调查的附件,对方以部分附件“涉及地铁企业管理及战备人防工程”、“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为由,拒绝公开。

  她曾起诉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等单位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并希望法院从地铁方面调取相关录像资料。但因监控录像等关键证据的缺失,案子最终撤回。在与地铁公司的诉讼中,这位母亲从来没有谈到赔偿问题。“因为一旦走民事赔偿程序,警方就会撤出,地铁公司作为举证方,可以放弃举证的权利。”孟朝红的代理律师史小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为寻找线索,他们想到了现场另一个关键方。2012年9月,孟朝红起诉北京市东城区急救站、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开庭。“我们希望从大夫口中还原真相,她是与尸体直接接触的第三方。”她说。

  北京市急救中心东城急救站病案记录显示,急救人员23点04分接到指令,6分钟后来到现场。病情为“车到已死亡,无需救治”。体检各项并没有详细记录。

  史小勇拿着马跃下颌处流着血的伤口照片询问,当时是否看到。现场急救大夫杨育兴回答,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被追问为何没有在病历上记录此伤,杨育兴解释,检查首先考虑是否有生命活动,其他的不是主要的。

  2013年2月18日,东城区法院告知,已从北京市公交分局调取到部分录像。

  孟朝红在法院观看了这三段录像。一段视频长约10分钟,是马跃走到安检处通过刷卡机,进入地铁的视频;第二段是视频长约40分钟,拍摄的是站台内的情形,但摄像头显然距离很远,看不到马跃在哪,只看到司机下车后转来转去,一直在打电话;第三段视频是警方自拍,记录120现场处置的视频。

  关键的是第一段视频。此前,警方称没有在现场发现马跃的眼镜,目击证人也作证,没有看到马跃候车时戴眼镜。但第一段视频中,马跃刷卡进入地铁的时候,是戴着眼镜的。

  “此前,展示给我们的案件的信息,都是对方提供的。”律师史小勇说,“现在突然冒出了录像,我当时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不理解、好奇。”

  对于这段距事发两年四个月后突然出现的录像,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法规部负责人陈志文解释说,当时地铁站有30多个摄像头,温度过高导致大部分无法使用,但有9个没问题,所以录下了马跃进站的画面。至于为何不在事发后就将这段录像提供给家属,陈志文说:“与她没有关系的,提供给她有什么意义啊。” 至于这段录像交给警方的具体时间,陈志文表示,事发后一周内,这段录像已被警方调走。

  事发后,孟朝红曾询问地铁公司,是否做过补救措施,以避免再次发生录像被删除的事故?但地铁公司无人回应此问题。《中国周刊》记者检索发现,马跃事件后,地铁公司也未公布过相关补救措施。地铁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要想完全避免很难,但他们已经加入一个预警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但这一说法,未得到北京地铁官方认可。

  几天前,她梦到儿子在冷冻室门口的台阶前坐着。“我特别高兴,上去亲了他一口。他说,妈妈,这儿的食堂有个菜特别好吃,我带你去吃吧!”说到这儿,孟朝红哭了起来—母子俩爱吃,几乎吃遍了北京的麻辣烫和拉面馆子。

  在梦里,儿子说的都是高兴的事儿,却从来没告诉她,自己是怎么掉下站台的。她不相信儿子是那些地铁“跳轨”、“自杀”者中的一个。

  “我认为马跃遭受了先后两次电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技术信息中心副主任,被称作“中国首席女法医”的王雪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她曾应孟朝红的求助,查看了马跃的法医鉴定文书和尸检照片。

  她解释,马跃双耳各处及右耳上方6公分黄褐色皮肤烧伤,与马跃失踪的眼镜有密切关系,怀疑是站立时突遭空气中并不通过心肺的高压电弧,造成的局部电烧伤,不可能是直接触碰接触轨750V电压造成的程度;此外,马跃右下颌处,无人作出合理解释的“3.3×1.0公分的挫裂创”,不应是磕碰造成的,而是钝性体强力作用形成的,而她个人强烈怀疑,此伤是生前伤,且极有可能在心脏依然跳动时形成的。

  此外,王雪梅发现,死亡七个月后,马跃的肺脏重量超过正常情况的一倍。“这说明马跃经历了漫长的濒死过程,各重要脏器在遭受电击而麻痹后,拼尽全力与死亡抗争。”

  她一个可怕的模拟推测:马跃站立时遭受电击失去意识,随后坠入铁轨,但并未接触带电的轨道,随后有一个人拿着钩子一类的工具拉住其下颌,将马跃拖动,使他左肩靠在带电轨处。

  但因为关键录像的缺失,这个推测无从求证。地铁公司则表示,事发的鼓楼地铁站不存在漏电使人触电的可能性。

  母亲催促儿子购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儿子回答,想在家再多呆一天。母亲交代,有时间买点东西去看看奶奶。随后他问:“您什么时候回家,回来咱俩好吃顿好的。”

  从68元每股的发行价,到今年5月170元的高股价(复权后),A股上市公司海康威视用了三年时间。2001年海康威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今年,其市值达800多亿,增长1.7万倍。

  另一家公司大华股份,2008年上市,发行价24元,今年5月21日复权价高达704元,足足涨了近30倍。

  在长期低迷的A股市场,这是传奇中的传奇。除了成长迅速以外,这两家公司还有什么共同特征?

  答案是同属安防行业,并分属行业老大和老二。它们的主营业务均为视频监控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平安城市建设中政府投了不少钱,拉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广东省安防协会专家邱亮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个行业总量大,发展快,目前来看仍然在成长当中。”

  销售规模长年占据国内行业第一的海康威视,是安防界的老大哥。2012年,其营业收入达到72亿元,比上年增长近四成。

  2004年6月,公安部、科技部在北京、上海等21个城市启动了第一批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工作。视频监控设备的大规模建设,在这一项目中开始起步。

  不久,国务院要求各地推进“平安社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活动,平安城市的概念逐步普及。

  2005年8月,公安部进一步提出了建设“3111试点工程”,即在省、市、县三级开展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试点工程。这也成为了“平安城市”建设的重点。

  海康威视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平安城市项目中,时常可见中电集团的身影。与北京、重庆等城市的合作中,通常都由中电集团与当地市政府、公安局等签署合作协议,再由海康威视负责实施。

  十年来,海康威视共为北京、上海等500多个城市的“平安城市”工程提供了视频监控产品及服务。

  此外,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深圳大运会等重大活动中,海康威视均是安防设备供应商。尽管海康威视依托大股东在全国攻城掠地,但这一行业的巨大市场需求,也为诸多规模稍小的企业留下了生存空间。

  另一家规模稍小的上市公司高新兴,2012年营收3亿。当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在一二线大城市拿项目时,高新兴则伴随着“平安城市”、“天网工程”在县一级的落地实施而受益。过去一年,高新兴拿下了“平安揭阳”、贵州镇远、锦屏、望谟等市县的天网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的资金动辄上亿。比如高新兴与中国电信合作的“平安揭阳”项目,其合同总金额近3.9亿,而资金来源则是揭阳市财政支出预算。高新兴要为揭阳新建高清视频监控点3000个,改造高清视频监控点779个;新建高清治安卡口100个,改造高清治安卡口7个,以及机房、应用管理平台建设。

  根据新华信发布的《安防视频监控现状及趋势》,2000年中国安防产值250亿元,经过“十五”期间快速发展,2005年产值超过900亿元。

  2006年,科技强警、平安城市等项目进一步刺激了行业产值,整个安防产业同比增长30%,全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

  到了2010年,安防行业总产值达到2300多亿元,比2005年增长1.8倍。

  如今,这一行业仍在看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券商分析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来自政府的需求仍是这一行业的重要成长动力。

  在广东省安防协会专家丘海明看来,各地的突发事件证明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安防投资高景气可持续,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安防投入与GDP相关度高,但中国投入比重更大。而从行业的内生需求来说,根本驱动因素在于城镇化和矛盾多发,对安防行业的需求增大。

  现实中,各地政府也仍在继续扩张视频监控范围。去年,不少省市都发布了所在地区的视频监控规划。

  广东省计划三年内新增96万个一、二类社会治安视频图像采集点,同时还要新建2750个高清治安卡口。

  天津市公安局也表示要在全市街头路面规划建设10.5万个高清视频监控点位、900处高清电子卡口。

  上海市教委也要求上海高校校园监控系统全面高清化,并列出了时间进度表:至2016年末,全市所有高校全部实现高清摄像机视频监控。

  总投资额超过10亿元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天网”工程项目去年启动,该项目也属于基于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的平安城市建设工程。

  在《安防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这一产业到2015年的总产值将达到5000亿元,其中视频监控系统产值为1100亿元。

  2010年11月,海康威视大股东中电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协议,成为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商,具体实施则由海康威视负责。

  这个庞大的项目覆盖了重庆市公安局、42个区县公安机关、804个派出所。承接项目之初,海康威视测算将新建各类镜头8万个,改造镜头数为1.5万个,系统整合接入能力则按不低于50万个视频监控点建设。整个项目资金预计在50亿元。

  合作中,双方采取了这一行业常用的BT模式,也即先由项目公司垫资,结束后再由业主出钱回购。

  为此,海康威视先期募集了17.5亿元,其中2亿元在重庆设立子公司,15.5亿元用于项目建设,不足资金则通过银行贷款补充。

  随着项目的推进,所需资金额也在上升。2011年10月,海康威视与42个区县分局签署建设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7亿元。

  然而,合同签署没多久,重庆公安系统便发生了人事震动,也让这一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此后,重庆政府对这一项目进行了调整。有媒体报道称,2012年5月后,海康威视与重庆市政府初步达成新的协议:将合同从原来的42个调整为11个,只包括主城区,总价款从77亿元减少为34.5亿元。随后,重庆海康裁员三成。

  在重庆事件发生之后,海康威视便不断遭遇减持。第二大股东、副董事长龚虹嘉,机构股东、第三大股东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都曾多次大规模减持。

  最近一次大规模减持来自新疆威讯。据海康威视2013年7月5日公告,新疆威讯近期减持1770万股。推算后,套现总额约6.4亿。

  重庆事件虽是极端个案,但却也凸显了这一行业对政府的依赖。政策红利能够持续多久,成为悬于这些公司的头顶之剑。

  一切都在鹰眼的监控之下,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和《鹰眼》向我们讲述的故事,并非只是艺术家的想象力。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加强对反恐情报的收集,通过法律,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搜集,也曾引发了舆论的激烈讨论,此次斯诺登事件,因牵涉国家众多,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争议。

  与开放社会捍卫自由面临的两难抉择不同,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两难选择并不存在。

  王朝统治的稳定,是头号大事。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是专制统治的基石。一切围绕此目标制定的制度和展开的行动,都是毋庸置疑的。在没有摄像头的时代,王朝更多是通过制度和人力来侦探信息,打击不臣之意,维持统治,无论是保甲连坐制度,还是两厂锦衣卫的特务政治,都不外乎一个目标,通过人力庞大的社会信息监控网络,维护王朝统治。至今余绪犹存。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开放社会中,许多人相信,美好的生活就像一座花园,是可以通过设计、培植和芟夷杂草等活动建立起来,一切都可以计划。在此愿景下,对动荡的恐惧和对安全稳定美丽新世界的渴求,最终压过了自由的呼声。于是,在社会管理中,对那些被视为需要“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对象的一切行为,都有了民意基础和合法性依据。

  实现这样的目标,对信息的掌握至关重要。传统的信息采集控制需要通过人力来完成,这一过程多少会面临道德和人性、甚至动物性的干扰和羁绊。

  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监控搜索技术的进步,摄像头开始遍布大街小巷。原有人工信息采集监控的道德和人性特征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就像所有的技术一样,摄像头监控技术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是纯粹理性的,是实现“园艺型”理想社会的最有效且最经济的理想工具。更不用说,对于具体主事者而言,摄像头还是一门挣钱的好生意,这是摄像头社会价值之外的副产品。

  对于摄像头下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思考,我们今天已然明白,摄像头监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现代社会管理者来说,监控摄像技术是一个强烈的让人迷恋的东西,对于强调个人权利的社会成员而言,却是让人反感的东西。不当使用,即如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和《鹰眼》里所讲述的,更有可能成为令人恐惧的力量。

  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即便捍卫个人利益是美国的立国之基,政府在法律框架下为捍卫自由采取的一些行为,仍然难逃对个人利益的侵害,遑论原本并非出于捍卫个人自由而是方便社会管理的初衷而架设的摄像头了。

  齐格蒙·鲍曼,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一段话,用在这里非常契合,可谓振聋发聩:

  “我们本寄望并信任这些网络能够保护我们免于暴力,并能够抑制所有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力量。而大屠杀来临时,受害者发现自己是孤零无靠的。他们不仅已被表面上和平、人道、遵守法律并秩序井然的社会愚弄—他们的安全感成为他们毁灭的一个最有力因素。”

  “有时候为捍卫自由而采取的措施,会成为自由最大的敌人。”《鹰眼》最后这句台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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